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周一晚上，在国会大厦内，共和党人克服了民主党人的一致反对，让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成为最高法院第115任大法官，也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五位女性大法官。现年48岁的巴雷特获得了52票赞成、48票反对。这是151年来，首次在没有获得一张少数党投票的情况下任命一名大法官，这表明华盛顿几十年来围绕司法提名的斗争已经变得多么激烈。

更令人担心的是，巴雷特取代六周前去世的鲁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这可能标志着自1991年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取代民权偶像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以来最高法院最急剧的右转，并巩固了保守派多数，这个决定可能将塑造美国未来几代人的生活，平价医疗法案、带薪休假、儿童保育、同工同酬、投票权、种族公正和LGBTQ平等这些影响到几乎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将处在危险之中。民主将处在危险中。

对一些进步人士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

如果民主党在今年11月重新赢得权力，他们将面临一个选择。是让现有的最高法院保持不变，默默看着他们的立法议程，也许还有民主本身，被5比4和6比3的司法裁决逐渐摧毁，还是不顾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利用他们的权力改革国家的最高法院——如果是后者，又将如何改革，是像川普在辩论中暗示的那样，民主党人将扩充（pack）最高法院，还是采取立法等方式另辟蹊境？


巴雷特将成为什么样的大法官？



图说：最高法院门口抗议的人群打出了“你不能用使女代替女王”的标语。

到目前为止，巴雷特司法记录相当有限，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的三天时间里，没有透露自己的意图和大部分意见。因此除了可以确认她倾向于保守派，对于她本人在上任后是否能做到不让自己的宗教和政治见解影响裁决，仍是未知数。

川普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选举结果出现争议，“我们有9名大法官非常重要” ，这表明如果选举官司最终打到了最高法院，川普期望巴雷特的裁决对他有利。

在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反复询问巴雷特，鉴于川普的言论貌似不当，她是否会承诺回避与2020年大选有关的案件。然而，巴雷特一直不愿透露是否会这样做，甚至不愿透露她是否会首先审理涉及2020年大选的案件，她只给出了一个模糊的承诺，如果要求退出选举案件，将“充分和忠实地适用法律回避”。

现在最值得参考的或许是巴雷特极其短暂的司法记录——2017年，她被任命为第七巡回法院法官，这是她的第一个法官职位。此后，她在两个堕胎案例中投票，每次都支持限制堕胎。其中“印第安纳州卫生部专员诉印第安纳和肯塔基州计划生育公司”案涉及印第安纳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禁止基于种族、性别或唐氏综合症诊断进行堕胎，巴雷特表示认为各州有权阻止个人基于上述理由堕胎。

除了这些投票，巴雷特多年来还就堕胎问题发表了一些公开声明，她个人认为生命始于受孕。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她在圣约瑟夫县生命权组织在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论坛报》刊登的一则广告上签了名。这个生命权组织反对体外受精，并表示，丢弃通过体外受精产生的冷冻胚胎应该被定罪。这就导致比如试管婴儿（IVF）辅助生育机构可能会面临潜在的法律风险。

多年来，法院更有可能让各州自行决定堕胎问题，事实上，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和其他州已经通过了大量法律，关闭了南部和中西部的大量人工流产诊所。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巴雷特也加入其中，最高法院可能会获得足够的选票——和意愿——去直接追求阻止堕胎权。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各州将能够彻底禁止堕胎，而不是仅仅通过法律使女性更难获得堕胎手术。

除此之外，巴雷特加入最高法院后马上就会面对几宗试图将法律戏剧性地推向右翼的案件。其中最迫在眉睫的是宾夕法尼亚邮寄选票案。

本月早些时候，最高法院对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做出了4票对4票的裁决，此前宾州高院允许在选举日过后三天之内收到的邮寄选票计算在内，而共和党希望把这些选票作废。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已经要求最高法院重新考虑这个案件。因此，巴雷特作为法官的第一个行动可能是让共和党获得反对投票权的胜利。她参与的决定将可能直接影响到2020年大选的结果。

在11月4日，最高法院将对一桩涉及LGBTQ权利与宗教自由的重大案件进行口头辩论。这起案件被称为“Fulton诉费城”案，核心在于该市一家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CSS）不同意安排同性伴侣作为儿童的寄养父母，费城市因此终止了与该机构的合作。CSS认为，它有权行使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有权拒绝同性伴侣。

需要注意的一个背景是，巴雷特曾为捍卫自由联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做过演讲，这是一家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组织，公开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同性伴侣收养儿童。

11月10日，也就是选举日一周后，最高法院将听取加利福尼亚诉德克萨斯州案的口头辩论，这是共和党律师通过诉讼废除《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最新努力。

国会十年前通过的平价医疗法案为2000多万美国人提供了医疗保险；该法案扩大了低收入成年人的医疗补助，允许子女在26岁前使用父母的保险，并防止保险公司以癌症和糖尿病等既存疾病为由拒绝承保。在美国已经有80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失业率高企导致许多人无法通过雇主购买到医疗保险的紧要关口，增加人们获得本已十分昂贵的医疗保健的难度，可能会令全美对抗疫情的前景雪上加霜。

此后随着最高法院日程推进，大法官们还计划审理几个涉及川普个人和政治的案件。他们将很快决定是否听取他第二次试图不让纽约市检察官知道他的纳税申报单和财务记录的请求。对这些关键案例的判决可能会帮助人们了解巴雷特是否是一个右翼异类，会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推进最高法院的两极分化。


民主党将如何应对？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巴雷特获得任命，这是对民主的嘲弄，也说明最高法院亟待进行结构性改革，“利害攸关的不是党派政治。而是代议制政府。如果民主党人有机会，为了民主，他们必须纠正这种日益增长的不平衡。”

公众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最高法院会以国家的最佳利益行事，但越来越多的人确实担心，大法官们正在被政治裹挟。

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法院，大法官的意识形态与任命他们的总统是一致的。这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美国现代史上却不是如此。在罗斯福时期，有民主党任命的大法官参与反对新政；而在民权时代，也有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参与保护黑人权益和女性生育权。如果保守派多数派进一步只依据其党派路线进行裁决，导致工人权利、生殖权利、LGBT权利等一系列问题重新走上回头路，对于那些偏左的人来说，接受最高法院作为一个合法机构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这不仅是最高法院的问题，也是法治和整个宪政体系的问题。

民主党参议员警告称，共和党人将会后悔确认巴雷特进入最高法院，如果他们在明年1月重新获得多数席位，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不过具体是什么行动，尚不得而知。拜登说，如果他当选，将创建一个两党委员会来研究可能的法院改革，“因为它已经不正常了”。他得快点行动。机会之窗可能会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关闭。

一种可能是扩大最高法院的规模，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提出了在目前的9个席位基础上增加更多席位的想法。

宪法中没有提到法官的人数。大法官的人数随着时间变化，从6人增加到10人，但自1869年以来，大法官人数一直稳定在9人。

“宪法中没有规定最高法院必须有一、二、五或十名成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卡尔文·舍默霍恩（Calvin Schermerhorn）说。“宪法只说应该有一个首席大法官，国会将有权按照正义的最佳利益来塑造和配置法院。”

就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前，马凯特大学法学院（Marquette University Law School）进行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发现，61%的民主党人支持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而独立人士和共和党人支持这一想法的比例分别为41%和34%。

反对扩大最高法院的人认为，如果民主党人这样做，共和党人以后可能会进一步扩充，这样一来，最高法院将变成一个准立法机构。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说，“如果这个先例出现了，那么我认为每个上台的政党都会这么做。很快我们的最高法院就会有30个大法官了。一旦开始，我不知道它会在哪里结束。”

另一种可能是“削权”，可以对大法官本人采取任期限制，也可以剥夺最高法院本身的某些管辖权。宪法第三条不仅规定了最高法院的结构，而且规定了最高法院有权决定哪些案件。它或许是美国历史上尚未使用过的立法武器库中最强大的工具。

有意思的是，现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本人曾为司法部撰写了一份备忘录，主张国会有权取消最高法院对某些问题的管辖权。在最高法院对某些案件（比如堕胎权）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将落在最高州法院或13个联邦上诉法院中的任何一个。

第三种可能是使用立法工具，如果拜登上任，民主党控制国会，可以通过恢复被川普政府废除的法律，消除最高法院保守派带来的威胁。

比方说，通过立法，国会可以确保法院将最近禁止基于性别和性取向的歧视的法院判决编入法典，并将其更广泛地扩展到住房、就业、教育和公共设施方面。

川普政府还花了过去四年时间，废除了奥巴马时代旨在减少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每一项规定，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和总统可以通过将这些规定添加到《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中，避免冗长的司法诉讼。

虽然这样的举措不太可能阻止最高法院最热心的司法活动家，但会向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推翻长期先例、无视国会和进一步使最高法院政治化将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最高法院有可能因此更谦逊，开始考虑到自己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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