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德裔的纳粹诱惑:多少罪恶假爱国之名

恐怕只有一个纳粹党人才会把阿道夫·希特勒拿来和耶稣基督作比较，一个曾经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女孩回忆自己曾被教导过：“希特勒是全世界德裔同胞的朋友，就像耶稣期望他的子民能够敬爱他，希特勒希望德国孩子能尊崇自己。” 考虑到其思维模式，人们或许早已对纳粹党的这种理论习以为常了。但这个被那样教导过的女孩并不是生活在杜塞尔多夫[1]或斯图加特[2]，也并非生活在柏林，她生活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3]。在美国腹地，美国儿童也曾在纳粹德国准备侵占欧洲各国时，深受纳粹主义之荼毒。



德美同盟标志

在美国的希特勒青年团是由一群德裔移民组成的团体举办的，这个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动荡期最具争议的政治团体名为德裔美国人同盟会（German American Bund，Bund是德语的“联盟”之意），现在却早已被人遗忘在历史长河之中了。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不仅所有血脉相通的德国人需要团结起来，世界各地的德国移民及其后裔也应该觉醒，拥护希特勒并为德国人共同的民族大计而奋斗。美国因其约有25%的人口为德国后裔，成了纳粹分子招募的一大主要对象，而在因德式油煎香肠和啤酒闻名的威斯康辛州，有近43%的人口属于第一代（出生在德国）或第二代德国移民，纳粹分子因此相信这些人会“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大西洋两岸的德裔民众都是一次惨痛的打击，因战争激起的反德浪潮席卷了美国全境，政府的宣传也导致民众产生了极深的恐慌情绪，致使部分人因自身莫须有的恐慌随意攻击民众中他们认定的可疑分子，尽管这些指控通常毫无根据。那些所谓的“超级爱国者们”肆意污蔑德国文化，一些地方对德国音乐和德语教学下了禁令，就连德国酸菜也被改称为“自由甘蓝”。有报告称德国腊肠犬也遭到了攻击，德语书籍被从图书馆中挑出，然后在街上付之一炬。 一些德国人不得不忍受诸如当众亲吻美国国旗丶被邻居监视之类的羞辱，甚至还会受到人身攻击。在伊利诺伊州，一位德裔移民被暴徒所杀害，许多德裔美国人选择隐藏自己的血统。还存在着的德裔移民团体也变得更加孤立与保守，并且小心提防外来人士。

一战之后一拨新的德国移民来到了美国，虽然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成功地与美国人同化，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与生活。这些难以融入美国的新移民多是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历史学家桑德·戴蒙德（Sander Diamond）评论他们为“自视为流亡者”，并且害怕动荡的新德国民主社会变得“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一群人。 这些人经历了德国屈辱的战败，以及战后社会的动荡与政治的混沌。他们许多都是年轻的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其中部分还曾在街头对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大打出手。到了美国之后，这些法西斯主义者迅速组成了自己的政治团体，比如1924年在底特律成立的条顿协会（Teutonia Association）[4]。


新德国之友组织成员的合照，看起来就像一群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军官

仅仅在1933年一月希特勒上台的四个月之后，在美国的纳粹组织便被整合成了新德国之友组织（Friends of the New Germany），这一组织因德国人的参与，使柏林与华盛顿之间产生了一些摩擦，于是1936年它又该组成为德裔美国人同盟会，并且只招收拥有德国血统的美国公民。该同盟会总部位于纽约，被媒体戏称是“美国元首”的弗里兹·库恩（Fritz Kuhn）——一名参加过一战的慕尼黑化学工程师所领导。他最早于1928年来到美国底特律，随后生活在纽约，并于1934年加入美国国籍。

尽管同盟会并非纳粹党所属，但它的行为却同纳粹如出一辙。同盟会同德国纳粹党一样按照纳粹章程行事，要求对领导人的绝对服从，将自身的势力范围——美国划分成为各个区域，然后成立青年计划和准军事化的秩序部门。同盟会成员们棕色衬衫制服和长筒靴，怪诞地模仿着德国纳粹，尽管他们相貌与美国人并不相同，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忠诚又爱国的美国人。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第二祖国免受犹太人和共产主义阴谋之害，以及诸如爵士乐之类堕落文化之毒。来自密尔沃基的同盟会中西部领导人乔治·弗洛博泽（George Froboese）曾将同盟会描述为“和自民族保持联系，但却始终将美国利益视为第一要务的德裔元素”。 为避免德美之间的冲突激化，同盟会呼吁美国政府在欧洲事务上保持中立态度。

同盟会在美国树敌颇多，远多于其盟友。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首当其冲地反对该组织，紧接着是犹太裔美国人——他们组织了对进口纳粹德国产品的抵制（相对的，同盟会组织抵制了犹太商人并且骚扰了犹太人和共产党组织）。在华盛顿，来自纽约州的国会议员塞缪尔·迪克施泰因（Samuel Dickstein）展开了对在美国的纳粹主义的调查，同盟会显然也吸引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5]的注意。

德裔美国人对于同盟会的反应也是多样的，他们中大多数支持美国保持中立，并且对德国的复苏乐见其成，同时为犹太人对德国货的抵制而感到愤怒。但是他们对希特勒持更保守的看法，部分人持谨慎乐观主义态度。比如，密尔沃基的德语报纸《星期日邮报（Sonntags-post）》在1933年表示“希特勒的独裁政权正是时下最高效丶最简洁地统一德国民族意志的形式体现。”但是德裔美国人对希特勒哪怕一丝一毫的期望都会很快破灭，海外纳粹党人的举动和同盟会的出现很快会唤醒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忧虑与恐惧——一战后反德风潮的重演。



同盟会用了许多方法来尝试使德裔美国人“觉醒”，其中之一便是渗入已经存在的一些德裔俱乐部。他们期望将德裔美国人的文化生活纳粹化，就像希特勒的一体化政策所做的那样，然而那些渗透工作却使得德裔美国人团体更加分散了。接着同盟会尝试用恐吓的手段来接管那些团体的事务——1935年威斯康辛德裔美国人团体联合会（Wisconsin Federation of German-American Societies）投票禁止了在文化活动中出现纳粹万字旗，同盟会紧接着威胁了反纳粹代表，这次会议上的冲突随之愈演愈烈，最后警方不得不赶来维持秩序。但是同盟会的恐吓行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威斯康辛联合会会长曾经受到一封匿名信写道：“弄脏了自己巢穴的鸟儿十分可怜（It is a very poor bird that dirties its own nest.）[6]”。

另外，同盟会还通过赞助公共活动和集会来宣传自己——特别是那些领袖有机会宣讲纳粹纲领并让成员分发传单的活动。活动时，在秩序部门的严密监督下，穿着整齐划一制服的同盟会成员们行纳粹礼并高呼“希特勒万岁”，并孜孜不倦地用激烈地言辞反复抨击犹太人丶共产党人和一些反对他们的政治家。同盟会领袖们还把矛头指向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称呼他为“富兰克林·罗森菲尔德（Franklin Rosenfeld）[7]”，同时也批评他的新政是犹太人政策（Jew Deal）。

同盟会也在集会时注重展现对美国的爱国主义情怀，乔治·华盛顿的诞辰日经常成为同盟会开展庆祝集会的理由。华盛顿的画像丶美国国旗同纳粹万字旗一道被放置在舞台中央，同时还有美德两国的国徽。

这些同盟会组织的集会常常会因为大量赶来抗议的示威者而演变为一场公众奇景，有时示威者的数量甚至和来参加活动的同盟会成员差不多，可想而知，暴力冲突1938年的密尔沃基又有两场同盟会举行的集会爆发了冲突。“抗议示威者打断了集会，”密尔沃基报（Milwaukee Journal）这样报道2月份华盛顿诞辰日集会时的场面，“前来维持秩序的秩序部门对示威者大打出手。”其中一个示威者在这次混乱中被打掉了好几颗牙齿。一个月后，一个共产党人在一场集会中因为看到孩子们穿着纳粹制服而怒不可遏冲上了舞台，又引发了一场暴乱。

少年儿童也是这一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到暑假，同盟会成员们便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如威斯康辛的兴登堡营地（Camp Hindenburg）的夏令营里面，而不是去参加郊游之类的活动。当然，成年成员们的活动，不论野餐还是集会，其实也都离不开这些营地。在夏令营里，孩子们也身着纳粹制服进行军事训练，如行军丶检阅和升旗仪式等。尽管同盟会并不承认，但是孩子们事实上被灌输了纳粹思想。

同盟会的兴起引发了美国各界不小的争议，除了一些本土的种族主义团体例如三K党[8]，基督执法者（Christian Enforcers）还有银衫党[9]（他们抨击民主像是犹太教的洁食一样繁琐）因为同样持反犹主义以及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和同盟会关系友善，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同盟会的种族主义和独裁逻辑持反对态度。同时同盟会的兴起因为和希特勒在德国展开的扩张行为十分相似，也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大多数美国人觉得同盟会更像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外来元素，或是纳粹的“第五纵队[10]”。到了1938年，反法西斯运动规模更加扩大，成为了包括从共产党人到退伍军人团体的一个多元化联盟。

德裔美国人们被分裂成两派，一方面一些德裔俱乐部在早些时间谴责了同盟会，但另一些并不情愿公开批评该组织，因为他们担心这么做会使德裔团体更加分裂，从而加剧他们的文化流失。但到了1938年，民众反对同盟会的情绪愈发强烈，以至于德裔美国人组织领袖们终于意识到：要么他们与同盟会彻底划清界限，要么他们自身就有被认定为纳粹的风险。同年，威斯康辛德裔美国人团体联合会（下称“威斯康辛联合会”）发布了一则声明称该团体不曾“和德裔美国人同盟会所做的种族仇恨以及宗教不容忍宣传有任何牵连”，同时还称广大普通德裔民众“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并恳请“美利坚，听到我们的声音！”



他们的确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言论，1939年威斯康辛联合会在一些商业组织的赞助下，取得了兴登堡营地的租用权，并变成了自己的夏令营基地。他们将营地重新命名为卡尔·舒尔茨营地，以纪念这位杰出的19世纪德裔美国政治家。威斯康辛联合会主席伯恩哈德·霍夫曼（Bernhard Hofmann）声明在夏令营的孩子会学习美国精神，而且那里“没有星条旗以外的旗帜。”而弗洛博泽（同盟会中西部领导人）则称他们的营地“被窃”，还不无讽刺地表示：“我很高兴看到他们至少没有继续沿用兴登堡营地的名字。”在原兴登堡营地向南一英里的地方，同盟会还拥有另一片营地，这两家机构的夏令营和其他一些德裔美国人运营的夏令营在密尔沃基相互竞争，这样的局面持续了数年。

随着20世纪30年代进入尾声，同盟会面临的问题也变得越发严重。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让同盟会再不能对共产党人横加指责，同年年底，库恩（“美国元首”）又因非法挪用组织机构基金被捕入狱，而针对同盟会的抗议示威仍在继续，1940年7月同盟会在芝加哥的支部还遭到了炸弹袭击。同盟会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掩体心态[11]”，最终秘密地在中西部其拥有的三个营地里举行了1940年的全国大会。虽然同盟会继续宣扬其对犹太人抵制德货，以及试图对德宣战的“理想国际主义者”的反对意见，但随着组织规模越发萎缩，同时公众对国内纳粹主义的恐惧也逐渐减弱，媒体也停止了对同盟会的关注与报道，数以百计的同盟会成员最终返回了德国。

在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后的四天后，希特勒对美国宣战，这时同盟会成员大梦初醒般意识到自己其实身处敌境。联邦特工搜集了同盟会的资料，许多成员面临被剥夺国籍和监禁。当时已经从同盟会中西部领导人跃升为全国领袖的弗洛博泽，在数周前寄给同盟会律师的信中提出了对这短命而却的跌宕起伏的同盟会的看法：

诚然，我们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在你们所谓的“精神心理学”的方面。但是，我仍然想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从来没有把同盟会看成一个具有攻击性的组织，从最开始它的建立便是一个防卫性举动。我们从来没有主动挑起事端，而只是不断地应对着事端……我们一直坚定地站在美国这一边，而且最后总结地来看我们所有的所作所为，也都是发自内心地为了美国的利益。

弗洛博泽于1942年被传唤参加在纽约关于同盟会活动的公审，在去纽约的路上，他在印第安纳州滑铁卢下了火车，然后卧轨自尽了。

珍珠港袭击之后，德裔美国人继续集中宣扬他们的美国精神。“我们恳请公众不要把每个德国后裔都理所当然地认成纳粹党，”威斯康辛德裔美国人团体联合会宣称，“我们没有藏匿任何外国人，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做出违背这个国家利益的事情。”在纽约州的德裔忠诚美国人同乡会（Loyal Americans of German Descent）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束投向德裔美国人的“光芒”，并称“如果忠诚的美国人与纳粹分子不能被区别开来，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军团杂志（American Legion magazine）在1942年刊发了一篇题为“我在1918年杀了美国人，但我现在为美国而战”的文章。该文作者将他的入籍宣誓描述为“神圣的”，并表示像自己一样的移民“必须团结一致为荣誉丶家园以及广大的德裔美国人而战”。的确，许多德裔美国人在二战中在美军中服役，参加了多次战斗，甚至战死沙场。


对
美国精神的宣扬收效显著，移民们所恐慌的反德风潮并没有再次爆发，在战争中的确发生了一些针对德裔的歧视与暴力事件，但这些悲剧只是个案，并没有在全美广泛发生。战争时期政府部门对德裔的关押虽然引起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但无可置疑的是，其规模相较于针对日裔美国人的关押要小得多。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所认定的好的德国人和坏的德国人进行了区别，同时美国也成为了许多逃离纳粹政权的德国学者们的避难所。在太平洋战场上最受将士们爱戴的指挥官之一，美军第六集团军司令沃尔特·克鲁格（Walter Krueger）便是在德国出生。美军联合服务组织艺人丶著名演员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也同样出生在德国，并且她比克鲁格将军更受将士们欢迎。

尽管同盟会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并且声势浩大，但是实际上仅有很少部分的德裔美国人参加了这个团体。据推测其成员数量有6,000至25,000人之间，但精确的数字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有近90%的同盟会成员是在1919年之后移民美国的，哪怕是在威斯康辛——这个德裔美国人最多的州，同盟会也仅仅有约500名成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同盟会在全国有成员约25,000人的可能。

讽刺的是，同盟会想要使德裔美国人觉醒的目标事实上削弱了在美国一度兴盛的德国文化。集中营事件丶 二战后移民数量的锐减，以及城市人口的外迁都对此产生了影响，但是根本上讲，同盟会确实地迫使许多德裔美国人强化了自己作为美国人的认同感，而牺牲了作为德国人的一面。

来源: 网易历史